讲座预告，匡灵秀新书地狱考深度解读——美国高等教育的批判与反思

讲座中，匡灵秀介绍了其新书《地狱考》，该书以小说的形式批判了美国高等教育，书中揭示了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竞争压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探讨了这些问题对学生的影响，匡灵秀通过讲述书中故事和人物，呼吁关注教育体制的改进，促进教育公平，这部小说不仅对美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也引发了听众对教育问题的广泛讨论。

“研究生爱丽丝·劳（Alice Law）从小只有一个目标：成为解析魔法领域中最聪明的天才。然而，唯一能帮她实现梦想的人早已去世——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身处地狱。爱丽丝与她最大的竞争对手彼得·默多克（Peter Murdoch）决定联手前去找他。但地狱远非哲学家所描绘的样子；这里的规则颠倒混乱。若想活着离开，他们必须合作。前提是，他们能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他们会成功吗，还是在努力中互相残杀？ ”这是美国华裔作家匡灵秀的新书《地狱考》（Katabasis）内封介绍。这本暗黑奇幻小说一经上市，便受到读者热烈追捧。

《地狱考》英文版，HarperVoyager出版社，2025年8月版

年轻的匡灵秀曾登顶《纽约时报》及《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榜榜首，代表作包括《罂粟战争》三部曲、《巴别塔》以及《黄面孔》等。她拥有剑桥大学中国学硕士学位、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硕士学位，目前正在耶鲁大学攻读东亚语言与文学博士学位。今年8月，匡灵秀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举办讲座，分享《地狱考》的创作心得。这是她第三次参加该图书节，而巧合的是，我也第三次与她相遇。目睹她在两年间，从讲台上的小型分享，到成为图书节“压轴”讲座的主讲嘉宾，我对这位冉冉升起的华裔新秀无限钦佩。

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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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中，匡灵秀首先讲述了《地狱考》的创作初衷。她原本计划创作一部以校园为主题的“两部曲”或“三部曲”，其中《巴别塔》算是第一部。那部作品充满宏大的社会历史批判，角色众多，跨越国家和语言，以长时段视角审视英帝国主义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而《地狱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走向另一条路径：不再是结构性的宏观批判，而是心理层面和人际关系的探究。匡灵秀希望聚焦于人与人之间极度紧张而又复杂的关系，细致描绘角色之间真实的互动与伦理责任。书中角色数量不必多，但关注点在于深层的心理与道德问题，而非宏观的社会结构。

除了地狱，匡灵秀一直在思考“来世”。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这些概念都让她感到困扰。她表示，这或许源于“无限”、“永恒”和“不朽”等概念本身带给她的不安。她有时会给朋友写信，其中不少人记得凌晨两点收到过她的信——那封信显得极为“神经质”。她在信中写道，自己被宇宙的浩瀚与我们概念中“无限”的局限性困扰着。有人回信向她讲述宇宙的“手电筒理论”：宇宙即为人们能够推理或用手电筒照到的部分。但这一解释并未让她感到释然。她坦言，天堂甚至比地狱更让她不安。匡灵秀在基督教背景下长大，会读《圣经》、讨论《圣经》——但她所在的华人基督教会里没有人真正受过神学训练。她从小被教导的天堂是：如果足够善良、祈祷并相信上帝，死后就能去到一个可以永远与朋友们一起吃巧克力蛋糕的地方。她回忆道，曾因这一想法哭到深夜。有一次，她下楼跑到父母房间里，睡不着又一直哭。妈妈问她原因，她说：“如果我吃腻了巧克力蛋糕怎么办？”当时她还未完全意识到，真正让她困扰的，其实是永远保持不变的自我——在永恒中一成不变的存在。而地狱也同样让她难以接受。永恒的痛苦，作为对凡人之罪的惩罚，这种想法在她看来也不合理。这便成了她探索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灵感来源。第三个灵感来自她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博士生的世界在她看来是一个颠倒错乱的世界，激励机制完全错位：人们获得多年资金和资源，身处美丽的校园里，探索各种思想，却常常感到极度消沉。大家都开玩笑说博士生活如同地狱，但匡灵秀认为，其中隐藏着一个奇怪的矛盾：为什么一个充满思想的世界，却会让那么多人失去追求这些思想的热情？这其实一点都不好笑，而是许多人切实面对的困境。

《巴别塔》中文版，陈阳/译，中信出版集团/中信·无界，2023年10月版

匡灵秀的《巴别塔》常被评论界和读者视为“暗黑学术”（Dark Academia） 的代表作之一。典型的“暗黑学术”故事往往以大学校园为背景，涉及学生之间的竞争、秘密、背叛，甚至犯罪与道德困境，探讨的核心是知识的力量与危险，以及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有人认为这是近年的一种新兴潮流，但匡灵秀并不同意。她指出，“暗黑学术”并不新鲜，人们早已写过许多关于“求知之路如何出错”的故事。她提到自己不确定唐娜·塔特是否真正使用过“暗黑学术”（Dark Academia）这个词，但她的小说《校园秘史》（The Secret History），作为早在上世纪就已出版的作品，几乎为这一类型奠定了基本范式：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团体，成员多出身优越，代表着某种浪漫化的理想；浪漫而神秘的校园环境，布满幽灵、雕像，穿着粗呢大衣抽烟的学生，以及弥漫在走廊里的黑暗秘密。然而，在匡灵秀看来，“暗黑学术”的黑暗并不必然来自超自然的叙事，现实中的学术界本身，就与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运动密切相关。这正是《巴别塔》的核心议题：现代学术机构并非只是被动地与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帝国扩张并存，而是直接由这些体系资助，并为其延续而设立的。大学从来不是人们心中那个纯粹理想的象牙塔——一个只为思考、传播知识而存在的地方。但她也强调，正因为身处其中并深爱学术，人们才会渴望让它变得更好。因此，她认为，许多“暗黑学术”小说虽然揭示了学院的腐败与阴影，但仍在追寻某种可能性：在山丘之上，依旧能够想象一所真正闪耀光辉的校园。

匡灵秀表示，在当下写一部批判美国高等教育的小说，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她所影射的，正是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教育界所经历的剧烈震荡。她指出，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高等教育危机：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资金被削减，学生被直接从街头抓走拘押，签证申请屡遭拒绝，外国学者也因安全考虑而不愿赴美求学。美国学术界陷入全面危机，人们已经能够看到部分损失的严重程度，但谁也无法预测科研会因此倒退多少年。在她看来，这既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时代，也是一个怪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然而，若以乐观的眼光看待，危机或许能让人更清晰地意识到，大学究竟该捍卫什么、又该如何改变。她感慨：“如果能在没有危机的时候做到这一点，那不是更好吗？不过，这确实让我更清楚地知道，大学里哪些东西值得守护：校园言论自由，表达有争议观点的勇气，说真话，甚至犯错后改变想法的权利，以及创造有用知识、改善人类处境的使命。”因此，她认为，“暗黑学术”这一类型的意义正在于此——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大学应当如何改变，从而逐步接近那个更为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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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与“地狱”相关的文学作品，似乎都难以绕开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例如，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对地狱的描写明显受到其启发，莎士比亚、乔治·奥威尔乃至托尔金的一些作品，也或多或少体现出但丁地狱意象的影子。匡灵秀表示：“《地狱考》当然要向但丁致敬，它几乎是我地狱的地理和气象设定中最直接的参考来源。”然而，她所构想的“地狱”和但丁的地狱存在明显差异。她的地狱是高度综合性的，不局限于单一文化的想象。她的起点是中国佛教地狱，因为她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成长的，因此小说中的地狱之主被称为“阎罗王”（King Yama）。但很快，她便希望超越这一框架，开始广泛阅读各种主要宗教的地狱愿景、描述与神话，并不断发现一些引人入胜的共通点，这些共通点为她提供了大量创作灵感。其中最显著的元素是“河流”。几乎所有主要文化或宗教的地狱版本中，都存在一条河，用来界定生者世界与死者世界的边界。匡灵秀认为，这一意象最终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思想——“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既不是同一个“自我”，河流也不再是同一条。这似乎涉及重生、轮回、前进与循环的核心理念。与此相关的，是“记忆与遗忘”的重要性。许多文化中都认为：为了转世，甚至仅为进入来世，必须洗去记忆。希腊神话中有“遗忘河”（Lethe），匡灵秀在《地狱考》中沿用了这一名字；中国神话中有孟婆，她为亡者端上一碗“遗忘汤”，洗去前世记忆，以便灵魂以全新身份重生。然而，遗忘也令匡灵秀感到困惑，因为记忆与个人身份紧密相关：如果灵魂被清除所有过往记忆，那与死亡又有何区别？这一问题在《地狱考》中成为一个旁支性议题。与此同时，匡灵秀对遗忘的治愈潜力也十分关注。她指出，遗忘不仅在来世中具有意义，也在创伤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许多作品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当人经历创伤时，如果记忆如照片般清晰地被保留，反而可能是一种毁灭。成长、进化与疗愈往往需要某种遗忘。因此，在新作中，她也探讨了当人被迫一次次回到最初创伤的现场，却无法获得遗忘的距离感时，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地狱考》中文版，姜昊骞/译 陈阳/译校，中信出版集团/中信·无界，2025年8月版

如果说《地狱考》中的地狱源于匡灵秀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想象力，那么书中的魔法体系则要归功于她的丈夫。匡灵秀表示：“这个魔法体系深受哲学启发——是时候让我的丈夫在我的作品中获得一些功劳了。我的丈夫正在攻读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伦理学。多年来，我们交换过许多笑话、轶事和思想实验，这次我便围绕丈夫擅长的领域进行写作，而不是我自己熟悉的领域。”这个魔法体系的运作原理基于逻辑悖论——最经典、最简单的形式是：合理的前提+合理的前提=不可能的结论。在传统逻辑中，这类悖论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不可能的结论迫使人们回去检查前提，寻找出错之处。而在匡灵秀构建的魔法世界里，不可能的结论会直接成真——而且必须用粉笔来激活，匡灵秀笑称，“粉笔就像可卡因”，这是她和丈夫之间的笑话。有趣的是，匡灵秀自己并非逻辑学家，对古典逻辑几乎一无所知，但丈夫的同事中有不少逻辑学家，为此，她举办了一场名为“悖论派对”的聚会，邀请哲学系的许多同事参加。她向大家介绍了魔法体系的基本设定，并提出挑战：“教我一个可以合理转化为魔咒的悖论，你们就能享用丰盛大餐。”匡灵秀自称在波士顿的社区里是出了名的“大厨”，这自然吸引了很多同事前来献计献策。参与者都认真准备，有人带了讲义，有人在白板上画了图解，唯独一人带来的悖论较为糟糕，引来大家调侃。这些悖论被匡灵秀巧妙地融入书中，化为魔咒发挥作用。

“存在主义”也启发了匡灵秀创作《地狱考》。她毫不掩饰对萨特的喜爱。她在这次讲座中谈到萨特的两个观点。第一个是《禁闭》中那句常被误解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在《禁闭》中，三个死去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们生前曾做过各种坏事，现在只能彼此审视、指责和质问，逐渐发现对方更多的丑陋面。这是一种可怕的体验，因为他们必须永远被困在一起。许多人把“他人即地狱”理解为：他人令人讨厌，与他们在一起简直糟透了，他们的意见充斥着你的精神空间。但实际上，萨特关注的，是被他人的评判所冻结，被困在他人对你的看法以及强加给你的角色中，而无法超越这种外在评价。这就与萨特的另一个概念“恶意”（Mauvaise Foi）紧密相关。匡灵秀表示，在写作《地狱考》时，她常常想到这一点。她认为，所谓“恶意”，是指因为被定义为某种角色，人们就认为自己没有自由、没有选择，必须按照那个角色行事。人们常用这种方式为不勇敢或不冒险的行为寻找借口。例如：我是女人、我是妻子，所以必须如此表现；或者我是博士生，因此理所当然地感到痛苦、必须抱怨导师。这种想法本身是一种恶意，因为它否认了现实——在任何时刻，人都拥有比自己承认的更大的自主性。个体随时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重新解读处境，甚至放弃那个角色。角色并不定义人，它只是一个在特定时刻觉得方便的身份。

由此，匡灵秀将这一思想联系到《地狱考》中的两位主角身上。她指出，爱丽丝和彼得都极度执着于那些他们认为定义自己的角色——他们无法想象除“成功的博士生”和“成功的学者”之外的生活、幸福或意义。他们同样被关于“如何表现得体”这一类自欺冻结住。爱丽丝为自己建起了一座信念的牢笼，这实际上受里根时代及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她告诉自己：“我讨厌其他女人。我和她们不一样。我不是普通女孩。”这种想法使她完全无法与其他可能遭遇结构性不平等的人产生共情和团结，因为坚信“不平等不存在，我是特别的”。因此，书中的每个人都活在这些恶意的幻觉中。匡灵秀表示，小说真正有趣的地方，正是在角色开始质疑并逐渐放下这些幻觉时显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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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考》的背景设定在1985年。当被讲座主持人问及为何选择这一时间段时，匡灵秀笑着回答：“我喜欢‘过时剧’（perido piece) ……部分原因在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故事本质上体现了右翼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强烈反扑，这种反扑针对的是1960年代去殖民化运动和民权运动所带来的成果。那个时期，人们在质疑西方社会的根基，并为平等而努力奋斗——虽然步履维艰，但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然而，当里根和撒切尔上台时，这种反扑来得极其迅速。”匡灵秀指出，这一历史背景带来了一个显著后果：第二波女性主义和第三波女性主义之间出现了奇特的张力，而小说的主角爱丽丝恰恰诞生于这种张力之中。

匡灵秀继续分析《地狱考》中的女主角爱丽丝。她介绍，爱丽丝成长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似乎所有的物质性成果都已触手可及：女性可以使用避孕措施，可以投票，可以进入大多数职业领域。虽然人数上可能不足，但理论上、纸面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们。因此，爱丽丝对那些大声疾呼、焚烧胸罩的女权主义者感到十分厌烦，对那些剪着超短发、整天怒吼男性的激进女同性恋者也十分反感。她的这些想法又因文化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而进一步加剧。文化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理念认为：不存在结构性不平等，也不存在可归咎于国家的压迫；每个人完全掌控着自己的未来、机会和成功潜力，如果没有成功，那完全是个人的错，而非国家的责任，每个人只需做得更好。因此，爱丽丝认为女性抱怨太多，而证明自身与男性平等的唯一方式就是做到和男性一样好。正因如此，她拒绝在所在系里与女性结成任何形式的团结，不愿被视为像系里的那些年长女性一样，刻意避免与她们有所关联。她被困在一种错觉里：自己可以像男性一样在学术环境中自由混迹。而当这种策略行不通时，她既没有理论基础可依靠，也缺乏真正的支持来源。

实际上，《地狱考》触及了一些难以言说的主题，例如“自杀”。匡灵秀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上是一本关于自杀的小说。起初，它看似是一部轻松、带点小清新的学术讽刺作品，但很快就会显而易见，这两个人身处地狱——他们之所以选择进入地狱，而不是追寻生活中本可以选择的其他可能性，是因为一整套出错的因素。”对于爱丽丝和彼得而言，自杀——一种隐喻性的自杀——的吸引力部分源于能够摆脱自身身体的幻想。匡灵秀在此引用了希腊哲学的观点以解释这一心理。她指出，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因为“太令人讨厌”而被判死刑。他并未寻求上诉或流亡，而是接受了死刑，认为自己应该饮下毒药。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的朋友们试图劝阻他，说：“苏格拉底，我们会非常想念你。”然而，苏格拉底——或通过苏格拉底发声的柏拉图——提出了一个论点：死亡是一种解脱，它使灵魂得以摆脱身体，靠近神灵。身体是恶习的根源——易腐烂、充满欲望与冲动——而摆脱身体的束缚，成为漂浮着、能够思考的灵魂，则可以继续参与哲学实践。苏格拉底因此欣然走向死亡。这种观点对那些觉得自己与身体处于战争状态的人尤其具有诱惑力。这种“战争”可能源于多种原因，而这些原因在《地狱考》中都有所探讨，比如抑郁、自杀意念、厌食症和慢性疾病。爱丽丝和彼得都与自己的身体有着复杂纠结的关系：既承受身体带来的痛苦，也受到外界对身体的伤害，因此他们渴望逃离。小说的故事也正从这一心理状态出发。匡灵秀同时表示，这也与她读博期间的个人经历有一定共鸣。

不过，匡灵秀继续指出，希腊哲学还提供了另一种关于灵魂、心智与身体关系的视角，这来自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灵魂无法从身体中剥离而自由漂浮。灵魂之于身体，如视觉之于眼睛：它是生命活动的体现——感知、回应、积累经验、与世界互动。灵魂的存在依赖于身体，否则“你”便不复存在。这是一种更积极、更充盈的身体观。而至于爱丽丝和彼得能否达到这种境地，她希望由读者自己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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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与读者的交流中，匡灵秀谈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式。她提到，美国导演兼编剧大卫·林奇曾说过，只是冥想，创意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这背后实际上涉及某种超验冥想的练习。她同样深信，潜意识能够自行处理问题；若刻意安排，结构反而显得生硬或做作。因此，她在动笔之前，从不会对自己设定：“这是情节结构，现在要规划人物发展，这是主题展开的方式。”她坦言，自己无法采用那种自上而下、俯瞰全局的写作方法，只能去“感受”场景。那种体验更像是在回忆一场梦：故事像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浮现——而之所以觉得“对劲”，是因为仿佛曾经见过。这个回答似乎带着几分“神秘感”，但她强调其实并不神秘。所谓“像在梦中回忆”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她早已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并逐渐把握了它的轮廓：她清楚冲突的不同视角，预感到由此可能激发的情绪高潮，也体会到相关人物的情感。正因如此，当那个梦境般的场景显得恰到好处时，它往往准确地承载了所有利害关系。匡灵秀表示，此时，她最先捕捉到的，可能只是角色之间的一句对话，一种强烈的情感，或一个具体的动作。她会将这些片段写下来，写下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片段，它们看似随机混乱的“梦境序列”。随后，她会退一步问自己：“从这些内容里，故事是什么？”此时，她才会进入一种近乎“控制狂”式的结构安排。她强调，自己无法从零开始做这些，一切都必须像从岩石中迸发出来般自然生成。

匡灵秀在为读者签名

有读者好奇匡灵秀未来会用文字探索哪些领域。她回应说，自己对哲学——也就是丈夫所从事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如今也更愿意去读那些原本觉得枯燥的论文。因此，她预计在未来的作品里会加入更多哲学元素。她坦言，数学和物理同样令人迷人，只是自己并不擅长这两个学科，不过，她的父亲是一位物理学家。去年夏天，她一度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大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尼尔斯·玻尔关于“哥本哈根诠释”的争论，以及“量子防火墙”等内容。一次，她和丈夫在家观看《奥本海默》，她还特地做了一份三十页的PPT。电影一旦出现与PPT相关的片段，他们就暂停播放，匡灵秀开始讲解……整个过程花了五个多小时。匡灵秀笑说，丈夫有着“圣人般的耐心”，一边听一边夸她讲得有意思，而最后，她自己却睡着了。她表示，很希望将来能写点关于这些内容的作品。同时，她也补充说，有些领域对她而言更容易进入，比如美学。她越发关注视觉艺术与艺术史，以及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许会在未来的书中写相关的内容。

排队等待签名的读者

同时，匡灵秀还向在座的观众透露，她的下一本小说将于明年9月出版，故事发生在台北。她谈到了创作这本书的挑战——“书中的所有对话实际上都是中文，但作品是用英文写的。我脑子里先是中文对话，然后把它翻译成英文。我时常思考，如何在英文里既保留中文的自然感，又让读者明显感受到这是他们无法直接理解的翻译文本。这大大地锻炼了我的英语写作能力，非常有趣，也让我更加注意中文独特的节奏感。”她补充道，中文有一种“四四拍”的韵律，因为中国人很喜欢对仗，会通过重复字符形成整齐的四字短语。她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英文里呈现这种感觉，虽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她希望读者“读的时候，请把它当成‘四四拍’来感受”。

匡灵秀的新书一上市，就引起影视界的关注，很快便有买主出手，将改编权买下。据悉，曾参与《行尸走肉》的美国制片人安吉拉·康（Angela Kang） 将担任主创，把《地狱考》改编成电视剧。匡灵秀最关心的是谁会出演剧中的男主角。她说道：“角色彼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丈夫的启发——他的举止以及长期疾病的经历。我常常问他：‘如果要有人演你，你希望是谁？’……有一次和安吉拉开玩笑时，安吉拉认真地说：‘雅各布·艾洛蒂。’我当时笑着回应，哈哈……也许罗伯特·帕丁森会更合适。”